2009年10月12日 星期一

〝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之心得報告

  我一直覺得,在人性當中最吸引人注意就是對於生命的不放棄,儘管生活環境惡劣、物質生活缺乏,總是還有一絲絲期待明天會更好的期待。如果說電影本身就是拍攝生命的一段歷程,而攝影就是捕捉生命最有活力的一刻,透過孩童眼中的世界,所分割的畫面是充滿自在活躍動作十足的,感動人的東西是可以不用言語加以表述的。
 女攝影師澤娜布里斯基(Zana Briski)從紐約前往印度加爾各答,在紅燈區旁待了數年,在一個髒亂貧苦,堆滿都市罪惡的禁地,慢慢從日常生活當中的接觸,緩慢地取得當地人的信任,才開始拍攝他們的身影。紅燈區一群孩子們,新鮮好奇地跟著外國人澤娜,看她拍照,看她細心檢視底片,看她為她的萊卡相機裝上底片,閃光燈在咔嚓聲中錯落地閃耀著。她發現,相機對當地小朋友是稀有珍品,他們渴望也能拍照,澤娜也發現,小孩子的視野和她非常不同,除了文化和環境的差異外,兒童單純而真摯的眼光,不是成年人能擁有的。但是,這個龐大的紅燈區似乎與外界隔絕著,妓女、毒蟲、惡病、貧苦,充斥著髒亂與混亂,當媽媽和阿姨在床上為全家生計工作時,小孩子就到頂樓上玩耍,爸爸幫傭跑腿販毒,要不就在吸毒喝酒打女人,小孩有時也幫嫖客跑腿買煙酒賺小費,其他時間就蹲在角落冷眼看著這慾望橫流,地球上最像地獄的地區。就這麼一代傳一代,小孩子們的命運,大都會像他們的爸爸媽媽阿姨們一樣,吸毒娼妓低著頭隱忍著過一輩子,幾乎沒有逃脫的機會。那,何妨不讓他們開始拍照?當這個念頭從心中生起,她立即自國外收集十多台傻瓜相機,各種品牌都有,而且是最簡單的定焦相機,沒有可以伸縮的鏡頭,提供給孩子們拍照。除了定焦較不易壞這個理由外,定焦相機還有兩個優點:一是鏡頭品質和鏡片表現能力較變焦者佳,二是由攝影者移動腳步取景,比使用變焦鏡來構圖,更省卻在工具複雜程度與仰賴變焦能力等多種干擾與依賴的關係,從工具的簡便裡取得創作的自由度。
  每隔一段時間,澤娜為這幾位孩子上課,並發下兩捲底片讓他們拍照,兩週後交回讓澤娜帶去沖洗,底片洗好後,先一一討論並教導孩子如何拍照會有不一樣的效果,在紅燈區裡炎熱沒有冷氣的小閣樓裡,澤娜住在這裡四年,也把這充當教室指導這群小朋友拍照。童稚臉上的笑容,因攝影而更燦爛,小孩子的笑容,是當世上一切都令人失望灰心時,唯一能讓人忘卻悲傷和痛苦的來源。是希望?是教育?是鼓舞?是撫育?她想要請人幫她紀錄下這群小孩子們的成長,於是她邀請專業攝影師羅斯考夫曼自紐約來協助拍攝紀錄片。原先並無意願前去這和紐約有天壤之別的地球另一面,羅斯考夫曼才看了澤娜拍攝的影帶的前十分鐘,就立即決定前去協助。澤娜面臨從沒受過教育的孩子們即將從娼或自甘墮落,一個個的消聲匿跡,為了能幫助他們,她開始行動…。後記:一群小朋友在絕望的貧窮生活中,因緣和合,與攝影師相遇,被激發出的藝術天份,讓他們的作品正在巡迴全世界展出,也讓世界記者拍攝。
  其實《小小攝影師的異想世界》並不如中文片名那般浪漫,但卻也毫不狗血煽情。在電影中,導演似乎體認到自己能力的侷限,利用「相機」(攝影),這個能永久伴隨著他們的技能教導這些孩童們從不同的視角去看世界。裡頭的主角之一塔塔(Tapasi)說:「第一次拿到相機的時候,感覺真棒。以前我們絕不可能碰相機…我們看別人拍照,希望自己也有相機。」相機成了與外界溝通的窗,領著觀眾進入加爾各達,進入孩子的世界裡…。紀錄片工作者往往被要求的高標準拍攝倫理,或是外界的質疑與批評,但影片中像是全毫不在乎。導演積極的涉入,包括了教導他們攝影,帶他們去海邊遊玩,安排這些孩子們接受教育,甚至幫他們舉辦攝影展,吸引了國際間的注意。也募得了不少款項,並相對的回饋到這些孩子身上。後來更設置了一個孩童攝影基金會,籌畫了一連串的有後續性的教育計畫。在印度紅燈區成長的小孩,面對貧窮、苦難和絕望的環境,是否有機會掙脫與他們母親相同的宿命?在加爾各答風化區的生活的孩子們,在導演的帶領下,逐步接觸平面攝影的學習經過。小小孩童快門下的世界,單純直接而富有生命力,他們的作品也引起外界注意,頻頻受邀舉辦展覽。沒有窺奇刺探,沒有故做悲情,導演花了數年時間持續觀察,以直指人心的震撼力度,席捲了國際數十個影展最佳紀錄片獎項。
  至於印度的種姓制度與階級問題、教育體制與民生環境,種種龐大到嚇死人的結構性問題也不是幾個紀錄片工作者或一部紀錄片就能解決的了。導演的涉入,其實早已超越展示,成為一種可貴的具體實踐典範了。而更難得的是,此片居然不歌功頌德,也不用既有西方傳統價值觀強壓在加爾各達的紅燈區中,反而是單純、質樸的讓人感動、佩服。片末的這個鏡頭,我想正是暗示著,「我們會一直走下去,而且是手牽著手。」這一點,正是《小小攝影師》影片中,那份最珍貴、最令人信服的拍攝初衷與信念,教人怎麼能不替這兩位可愛可敬的紀錄片工作者企圖撼動世界所作的努力鼓掌叫好!
  看著他們拍的照片,我不禁想說:真的拍得太棒了,那裡面有好多的感情和故事,就像澤娜所說的:「你沒辨法想像一張照片能夠表達那麼的多,那麼的豐富」。能感動人的藝術,並不需要說太多話來形容。澤娜是西方人,她用西方國家的角度來看世界,其實並不公平,但她為了要了解當地妓女的生活而和妓女同住,這是我十分佩服的,因為印度治安並不好,街上隨時都有命案,妓女們關係混亂、愛滋病的傳染、毒品的猖獗…等等,這些犯案事件層出不窮,光是經過就有可能遇害,娼寮中的人大都很害怕拍照,因為他們很多都是從事不法勾當,所以害怕被拍。但是澤娜選擇住在那裡,而且一住就住了四年。她在加爾各答的這段期間,目睹了妓女們生活的辛酸,她們必須一天到晚站在牆邊拉客,有時候一等就是好幾小時,沒有自由,也不被人尊重,影片中常會出現 ”婊子養” ”爛貨” 的字眼,顯示了這些妓女從事性工作卻遭人辱罵的情況,她們很無奈,但也沒辦法改變,這其實是很令人同情的。澤娜在觀察妓女的同時,也和娼寮中的小孩子成為好朋友,她發現這些孩子其實是聰明的,也很願意學習,所以她開始教導他們攝影,我覺得澤娜這項舉動是好的,因為澤娜是西方人,可能會有西方人的優勢心理,從她的角度來看紅燈區是不客觀的,但是如果從這些孩子的眼光來看這個他們成長的紅燈區,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會比較接近真實。
  相機,是小朋友和外面世界的橋樑,為他們打開通往另一個世界的可能,也為外面的世界打開一個孔去看到他們的生活。澤娜讓攝影的計畫不單只是攝影,她還延伸成為他們尋找教育的機會,果然這些孩子拍出了令人感動的照片,證明他們其實經過學習,是可以有一番成就。孩子們和澤娜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她想要幫助他們脫離紅燈區,而開始找寄宿學校、申請健康檢查、和學校交涉,她發現紅燈區的小孩想要上學其實是非常非常困難的,因為印度有種姓制度,低階層的平民想要上學幾乎不可能,加上孩子們出生於娼寮,可能會是愛滋的帶原者,因此要申請的文件多如鴻毛,還有錢也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加上這些孩子的家庭背景複雜,要說服孩子們的父母又是另一項難題,因此澤娜成立基金會,讓世界知道孩子們的情況,並販賣照片賺取費用,還邀請名導演羅斯考夫曼來參與拍紀錄片,試圖想要幫助孩子。這顯示了低階貧民的生活難處,這在台灣其實也是有類似的情況,常有貧戶的小孩因為沒有錢繳學費而無法上學,但加爾各答的情況比起台灣似乎嚴重許多倍。我還記得導演問了一個孩子的母親 ”妳對孩子要去上寄宿學校感到開心嗎?”母親答說 ”你開心我就開心”,顯示了孩子的父母其實並不了解教育的重要,或者不關心。
  紀錄片是紀實最完整當地民俗風情的代表作,鏡頭下的光影投射都是貼切當時的環境,顯然和一般電影是完全不同,論角度、光線、自然流露的表情…。很佩服寶貝這個女孩,對於喜愛相機的勇猛而尋求自己想要的題材,在街道上不避諱的奔跑,被發現時就趕緊說沒有底片,很顯然想為自己的努力做辯解。還有一位小孩坐上飛機的喜悅表情,問空服員這窗戶能開嗎?在展覽的會場上,自信的介紹自己的家鄉,不會因為身處於與世隔絕懷境而自卑,卻很自傲的告訴西方小孩他們拍攝照片的心情與悸動。這部紀錄片的重心並不在紀錄這些孩子與社會問題,而是一個介入者,試圖將他們從中拉出的努力,鏡頭下我們看到的是孩子們被拯救,逐漸脫離紅燈區,但是鏡頭外呢?還有多少孩子仍舊被困在紅燈區?紀錄片拍到的只是那一小部分,能脫離的也只有那一小部分,那其他的呢?真正能挽救這種情況大概只有印度政府了,紀錄片只是一個媒介,讓世界知道在印度紅燈區小孩的生活情況,但真正要改變的不是孩子,也不是孩子的父母,而是印度的政府,希望這部紀錄片可以為孩子們帶來幫助。
  「人不是工具,人是目的。」明知不可為而為的並不是傻子,而是令人敬佩的夢想家。否則,這個世界怎麼會有奇蹟與希望的存在呢。希望我們在看這部片之際,遠方印度加爾各答紅燈區的小孩,還能繼續為自己的夢想、未來努力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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